來自澳洲的Christopher Doyle有個充滿詩意的中文名字「杜可風」，成年後便四出「流浪」的他，自來香港學普通話後，便與大中華結下不解緣。「我在海邊出生，所以特別喜歡香港。我在這裡長大，雖然我在30多歲才長大，比別人晚了廿年。我不覺得自己是外國人，香港是我最愛、感覺最踏實的地方。這個地方給我很多，我希望可以還給她。」

香港人

不少人因為《阿飛正傳》認識杜可風，更多人因為得獎作品《東邪西毒》和《花樣年華》而對他加以肯定。香港給了杜可風多一個身分，亦給了他名和利，我們都習慣和外國人說英語，但杜可風卻尊重我們，一直堅持說中文，而一口流利普通話讓他在台灣、內地更吃得開，習慣四海為家的他更笑說自己無家可歸。「拍《重慶森林》那段時間，我原本在香港租屋，但後來一直走來走去，所以直至現在都是住酒店，雖然我是無家可歸，但這種生活很很適合我。」在香港生活近30年、以「香港人」自居的杜可風，坦言看到這十多年間，大家凡事都以錢行先，覺得非常心痛。「香港人浪費了10年，一直在等待在偷懶，以為錢才最重要，但忘了我們是誰，所以必須反抗，我也希望可以和香港的新一代合作。」杜可風多年來，一直在本地人 (杜可風) 和外國人 (Christopher Doyle) 兩個角色之間遊走，他很慶幸兩者可以互補不足。「 Christopher 對杜可風既嫉妒又佩服，就像兄弟的關係。多年來，我拍攝的電影有幸能夠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，但 Christopher 來自另外一個地方，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，有主觀的杜可風，也有客觀的 Christopher，對創作者來說是非常幸運。杜可風這個名字給了我自由，也從總是喝酒的 Christopher 中抽離出來。」杜可風說，「杜可風」沒有護照沒有身分，沒有爸爸媽媽或兄弟姐妹，這種「超然」讓他更冷靜和投入。

電影與人

都說金錢對真正藝術家的意義不大，愛以獨特眼光看世界、說話經常跳線的杜可風亦坦言不想為錢而接工作，共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選擇條件。「不可能為了錢而接工作，就像如果我不喜歡王家衛，就不能這麼長時間跟他一起工作，我和王家衛之間有種默契，有時我胡亂拍攝找靈感，就只有他可以在當中找到那些『密碼』，當然我們的合作都會充滿錯誤，但當誤解打開後，推倒重來就是更大、更美麗的空間。」他喜歡亂，愛熱鬧，因此覺得拍王家衛的戲特別好玩。「這是一種生活方式，一個跟人交往的機會。跟喜歡的人一起工作是一種享受喜怒哀樂的空間，如果跟不喜歡的人工作，多少錢也彌補不了。而且一定要有感情才能合作，畢竟旁邊有人支持和鼓勵是很重要。」杜可風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因此他看電影也是從人出發，結果愈來愈少進戲院。「其實我並不喜歡看電影，到戲院 5 分鐘就想走，我看不到劇情，只看到人。我有幾個非常好的電影朋友，但我也沒看他們的作品。大部分做電影的人都是為了錢，而我是為了刺激觀眾，所以寧願看紀錄片的 DVD，或看導演介紹自己的電影。」

 

家是展覽館

有說「六十而耳順」，人到60歲時，再沒有甚麼不能理解的事情，能看破人生和紅塵。60歲出頭的杜可風，滿頭灰白亂髮，滿口普通話，但卻經常上文不連下理，他笑言人生半醉半醒，覺得現在生活過得特別好，沒有太多身外物，就連閒時做的手作和電影周邊作品，都統統拿來作展覽。「好不容易可以靠自己想做的事過活，做醫生做銀行可以賺很多錢，但我可以把自己零碎的想像展現出來，跟很多人分享。反正在香港只是住酒店，沒有地方放東西，就索性把展覽館當成家，將我的東西送給大家。」杜可風認為，做展覽必須面對自己，因此比電影更難，壓力更大，最近就舉行了《不在此處 不留彼岸》展覽，混合了文字、拼貼、裝置、音樂、影像和互動程式來完成幾組展品，透過落手落腳的過程自我了解。「我希望利用不同空間去展現一些簡單的東西，觀眾不一定看得懂，但可以擴大自己的生活空間，這是我創作的最終出發點。」

Profile

杜可風，原名 Christopher Doyle，1952年出生於澳洲雪梨。曾就讀澳洲雪梨大學、美國馬里蘭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。18歲開始水手生涯，到過泰國、以色列、印度等地。1970年代後期在香港的中文老師給他起了中文名字「杜可風」，之後到台灣發展。1981年受楊德昌邀請，為電影《海灘的一天》負責攝影指導，獲得亞太影展最佳攝影獎。自此全力投入電影拍攝工作，曾為50部華語電影擔任拍攝工作，憑《東邪西毒》及《花樣年華》先後於威尼斯電影節及康城影展奪獎。1999年完成自編自導自攝的處女作《三條人》（Away with Words），晉身導演行列。近年熱心跟新進導演合作，如《過界》、《藍色骨頭》等。

節錄自《旭茉JESSICA》2014 年 2月號

Text: Lam Wing Kee 
Photo: Man Wai 
Location: agnes b.’s LIBRAIRIE GALERIE（中環荷李活道118號地下）